《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版，34.80元
哈罗德・布鲁姆（1930～）是
上帝亚卫是J书中的核心形象，在作者所示神－人关系的复杂网络中占据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位置。但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这位上帝仅仅是一个文学人物。在分析上帝形象之前，应当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诗学”做一回顾。“误读”（misreading）的本义是“错误的阅读”或“荒谬的理解”，但据哈罗德・布鲁姆解释，除了否定性含义，该词主要应指一种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意义的阅读，它能颠覆业已确立的诠释而否定体现于其间的权力意志。“有创造性的强力诗人只有通过对前辈诗人和文学巨匠的作品的误读（修正、贬低或否定已经确立的阐释），才能创作自己的诗，树立自己作为诗人的形象，建立自己的威信……诗就是误读的产物，一部诗歌的历史就是一部误读史”（张中载：《误读》，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24～629页）。误读有“弱误读”（weak misreading）和“强误读”（strong misreading）之分，“弱误读”不具备意义的更新性，“强误读”则能导致新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意义断裂，使后来者对先驱者实现意义的升华和超越。
总体而言，哈罗德・布鲁姆对J书的研究便体现出对他对前人圣经阐释的“强误读”。对于这部经典，他主张以“替换性阅读”或“逆向阅读”取代所谓的“主导性阅读”，即长期通行于虔诚信徒中的常规性阅读。他在《J书》中表达了揭露“两千五百年来对圣经的体制性误读”的渴望，主张进行一种“部分地外在于无论任何正规传统的阅读”。（Harold Bloom, “The Author J”, pp.15-16.）而要进行这种阅读，就要抑制传统的流弊，以“审美价值”为核心重构经典，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标志。（《西方正典》“译者前言”第4页）就希伯来圣经的传世形态而言，其间的亚卫乃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上帝，是虔诚犹太人和基督徒心目中全知全能、纯全至善的上帝，然而在J书中，他不过是个文学人物，是个性格异常复杂、令人难以把握的文学形象：
J的亚卫乃是一个人――他太有人性了：吃吃喝喝，还经常发脾气，喜欢寻衅开心，嫉妒心重，报复心强，自诩公正却不断徇私；在将祝福从一位精英身上转移到整个以色列人时，他又变得神经质似地焦虑不安。在他引领着那群疯癫痛苦的人们穿过西奈旷野时，他变得对己对人都如此疯狂和危险。（《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第4页）
就性格要素的多样性和形象描绘的生动性而言，亚卫不亚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只是由于后世教会的“体制性误读”，亚卫成了信徒奉拜的对象，而哈姆雷特却始终与宗教无涉，人们不向他祈祷，接受官职时也不在他面前起誓。
在J书中，亚卫是以“拟人化”手法（anthropomorphism）描写的，他被塑造成一个“整体兼个体的人”（human-all-too-human），既有人类的共性，又有十分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个性。他初次露面就像古代西亚的陶匠那样，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亚当。不久后又像一个外科医生，于亚当沉睡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再把肉合拢，用肋骨造成女人夏娃。这一过程具体而直观，与P文献（即后出的祭司派文献）论述上帝造人的思辨风格迥异其趣：“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亚卫造出人类后经常心怀怨恨，动辄对不驯服者施以严厉责罚，甚至以洪水灭尽人类和所有生物，唯独挪亚一家及其饲养的物种得以幸免。倘若这类激烈行为尚能以“刑罚罪恶”辩护的话，另一些反常之举就每每令人不可思议。亚卫在幔利橡树那里享受亚伯拉罕用三斗细面做的饼和用又嫩又好的小牛肉烹制的美味，伴着乳酪和鲜奶大吃大喝，全不见至高上帝的超然。亚卫选出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但对他似乎很反感，一次在宿营地遇见他，竟突然要杀死他。对待以色列百姓，亚卫也是性格暴躁，常怀杀机。在西奈山他对百姓接二连三地以死相威逼：“不可触摸山脚，凡触摸的必要治死”；“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免得他们有许多人死亡”；“要叫亲近我的祭司们自洁，免得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祭司和百姓不可闯到我面前，免得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在J书末尾，亚卫的最后一次露面也显得很古怪。那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抵达约旦河东岸，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迦南之地就在眼前，但亚卫却莫名其妙地拒绝摩西实现其心愿：“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那块地，却不让你到那里去。”他安排摩西死去，又将他神秘地安葬在一道山谷中，“直到今日无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何处”。纵贯J书，亚卫既像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君主，又像一个偏执和任性的顽童。哈罗德・布鲁姆议论道，亚卫为何把一个可敬的受造物隔离埋葬，又拒不暴露坟墓的地点呢？也许是为了保存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记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一种伤害与被伤害的痛苦关系似乎能给出回答，占有而非亲密更非尊重，便是J之亚卫对待摩西的态度。（“The Author J”, p.34）
在对J书做出充分的文本分析之后，哈罗德・布鲁姆断言：“很清楚，J既不爱戴也不畏惧她的亚卫。”较之福音书中的耶稣，J书中的亚卫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人。耶稣的神秘个性千百年来令人着迷，但亚卫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基督徒奉拜的耶稣相比，亚卫绝少与单个信徒发生关联，他显然令人畏而远之。后人创作过表现耶稣多重性格的《基督的最后诱惑》，却无人尝试写出一部《亚卫的最后诱惑》。这一事实启迪哈罗德・布鲁姆对J书进行历史性的思考。J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犹太教初创时期写作，显然不以为自己使用了神圣言辞，也不觉得自己笔下的创世、族长、约瑟和摩西的行迹是神圣故事。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共同源头J来说，亚卫远非“至高无上的存在”或“一切的一切”，而只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人物，与后来摩西五经传世本的编订者R或以斯拉，乃至斐洛、亚基巴、迈蒙尼德等犹太文人哲士，以及基督教神学家们的上帝观念判然有别。（“The Author J”，p.31.）
以斯拉时代（公元前5世纪）以降，伴随着摩西五经的定型，犹太教成为一种拥有经典的成熟宗教，在随后到来的希腊化时期，犹太人的上帝观念更由于希腊唯心主义和唯灵主义宗教哲学的影响而日益发生深刻变革，亚卫不再以人形显身于其子民之中，而是升上天空，坐在天界最顶端的宝座上，身旁簇拥着不计其数的天使，周围有祥云缭绕。在此基点上，经过历代基督教神学家的诠释，上帝最终成为一个形而上的观念神，亦即全知、全能、遍在、永恒、自由、圣洁、公义、慈爱等哲学概念的终极凝聚体。与上帝观念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相对应，犹太艺术也愈益呈现出重时间而轻空间、重聆听而轻观看、重语词而轻图像的倾向。但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所有这些都不过表现出后人对J书的“强误读”和“体制性误读”，因为在J书形成的后所罗门时代，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犹太书面文化远未显示出日后的样态。仍以J之亚卫的拟人化特质为例，那时的亚卫时常面对面地与世人交流，有此经历者包括亚当、夏娃、亚伯兰、雅各、摩西，以及西奈山下的七十位以色列长老等（David Rosenberg trans., The Book of J. 162, p.160.），而他们皆未如后出的律法所言“人见我上帝的面不能存活”。
哈罗德・布鲁姆呼吁读者返回J书，认为返回固然“也许导致或强或弱的另一种误读”，但却能更接近于J对神灵的理解或误读，无论其亚卫来自犹太民族的历史传说，来自他们的现实信仰，抑或来自其深奥幽默的想象。正是J的误读造就了一部辉煌的文学经典和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哈罗德・布鲁姆以“神性”、“人性”、“爱恨纠葛”、“原创性”等关键词揭示出J书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
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J的一大创造，是那种持续久远以致我们难以察觉的原创性的又一标志……产生经典的这种原创性所隐含的冲击力使我们认识到，不论虔诚的修订者们如何拼凑，西方世界犹太人、基督徒对上帝的崇拜只是对一个文学人物的崇拜，即J的亚卫而已（《西方正典》，“序言与开篇”，第4页）。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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